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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疯狂的距离:精神病态者与常人或许没有那幺不同

分类:L车生活 编辑: 时间:2020-07-10 点击:657次

我们与疯狂的距离:精神病态者与常人或许没有那幺不同

  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这个字眼让人联想到冷血杀人魔,或是极度聪明但冷酷无情的自我主义者,像是1970年代恶名昭彰的泰德‧邦迪(Ted Bundy)和电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里的汉尼拔。在大众想像中,精神病态者彷彿邪恶的化身;对研究者来说他们生病但并非邪恶,同时还是大脑失序的受害者。那到底什幺是精神病态,这些人又出了什幺问题?

  根据加拿大犯罪心理学家罗伯特‧海尔(Robert Hare)发明的「海尔病态人格检测表」(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于1970年代首次提出,后来持续修订并被广泛运用在医疗诊断)显示,精神病态者自私、能言善道且不负责任。他们的冲动控制能力较差,从年轻就表现反社会人格,而且缺乏同理心、罪恶感与自省能力。他们可能会偷窃、说谎、欺骗、不尊重他人和社会规範与法律。在某些案例中,甚至会虐待手无寸铁的动物,袭击他人或试图杀死兄弟姐妹和父母。就算他们被抓到,也不认为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是怪罪他人、教育或「体制」。

  根据最近的统计数据,美国有超过90%的男性精神病态者关在监狱里、假释中或以其他形式涉及到刑事司法体系。精神病态者被认为佔了总人口的1%左右,这个数字震惊。由于他们与犯罪密切关联,导致精神病态过去又被称为「悖德精神病」。

  这些对精神病态者的描绘主导了一般人与研究者的想法,人们认为精神病态者有病、精神错乱、缺乏道德良知。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像你我。但这种观点是错的,精神病态者并没有完全缺乏主要能力,而且缺陷通常很小并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或许「我们」的反应有时还比自己意识到的更接近「他们」的反应。我们与精神病态者一样,都能调整自己的同理心程度,儘管我们推崇同理心,但仔细观察这种情感会发现,它其实更接近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不是什幺「温暖且模糊」的同类情感。

我们与疯狂的距离:精神病态者与常人或许没有那幺不同

  在探讨精神病态的议题时,研究者通常会提出两个相互对立的道德理论。理性主义者认为,判断是非对错是理性的问题,而不是感觉的问题。但情感主义者认为,把精神病态者解读成毫无理性完全错误,因为他们跟你我一样拥有逻辑,而且他们通常比我们聪明,才会被描绘成欺骗专家。他们具有理性,但也有能力做出不道德的行为,表明道德敏感性不是只建立在理性基础上。

  但是,假如精神病态者如此聪明,为何他们还是会被司法体制抓到?在《没有良知的人》(Without Conscience)一书中,海尔举了一个例子:一名在病态人格检测表得分很高的男子前往派对途中决定去买啤酒,但发现自己忘记带钱包,于是顺手抢劫了附近的加油站,并用厚重的木块砸伤了店员。

  因此,精神病态者并不是无法清晰思考的「非理性」,而是做出的行为非理性,挣扎于哲学家所说的「行动的理由」(reasons for action)之中。「行动的理由」是人们做出行动决定的基本考量因素,比如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否能满足目的,而且不会与其他目的产生冲突。因此,虽然用棍棒袭击店员确实能达到「为派对买酒」的目的,但显然这与「不要被抓进监狱」这个目标冲突。精神病态者似乎不擅长整合做出正确选择的所有因素,导致他们的动机经常显得很薄弱。

  心理学证据证明,精神病态者在推理方面有所缺陷,这影响了他们做决定的方式。他们通常只专注于手边的任务(不管那是什幺),而忽略掉相关的环境背景资讯——当环境背景没有影响时,他们能够表现得很好。其他研究发现,精神病态者在改变反应方面也有缺陷:当过去能得到奖励的行为,现在变成会被惩罚时(反之亦然),他们很难适应与调整这种改变。同样地,海尔发现当他们要求精神病态者在迷宫找寻出口时,他们会固执地坚持最初的策略,即使受到痛苦的电击惩罚也在所不惜。但大多数人会选择改变策略,找寻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而精神病态者通常不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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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发现支持了理性主义的观点,即精神病态者的不道德行为归因于某种程度上无法做出最正确的推理。但你可能也注意到在相同情况下,精神病态者不会像普通人那样经常拥有恐惧的情绪,这又将我们拉回到情感主义的另一方,这派学者通常更聚焦在同理心。

  除了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同理心通常在理论家和研究学者中受到高度重视。部分原因是它非常符合第二个主要道德理论「情感主义」的观点,情感主义者认为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建立在「感受他人感受」的倾向。因为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痛苦有多糟。由于这些共同感觉,我们会关心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儘管这些事通常不直接影响我们。

  这个主张最好的证据是同理关注(empathic concern)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从事相关研究的心理学家主张,同理关注在社交能力和道德理解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丹‧巴特森(Dan Batson)认为,同理关注是对需要帮助的人发出一种温暖、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感受,并导致做出真正的利他行为。同理心激励我们善待他人,形成对他人的道德尊重基础。精神病态者的情况似乎证明了这些观点,因为他们明显缺乏道德感与同理心。

  然而,精神病态者在同理心测验中表现却出奇地好,考量到这些测验通常是以自我陈述为主,大部分的精神病态者又擅长说谎,这个结果并没有那幺意外。而精神病态者在测试生理和大脑反应的实验中也产生了有趣的结果,例如能反映个体情绪状态的「肤电反应」测试,当个体应对压力、恐惧或愤怒而流汗时,皮肤瞬间能更佳地输送电流。正如我们所料,当精神病态者看见人们痛苦的照片时,他们的肤电反应比一般人表现得还差。但在衡量惊吓反应的测试显示:如果给一般人观看具有威胁性的图片,他们在听到巨大声响时更容易受到惊吓,而精神病态者在面对直接威胁时(例如鲨鱼张大嘴的图片)也做出一般人的反应,只是他们不会对社会威胁(例如痛苦或难过的人)做出反应。一般人对两者都会产生反应。

  神经科学家也研究精神病态者的移情反应。在典型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中,在与对照组相同的刺激程度下,同理心相关的大脑区域在精神病态者身上并没有启动。但是,当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哈玛‧梅菲特(Harma Meffert)明确指示他们用手去抚摸「感受」时,研究人员发现,精神病态可以做出正常的反应。换句话说,当被明确告知需要同情他人时,精神病态者是能够做到的。

  芝加哥大学的神经学家让‧德赛迪(Jean Decety)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他向精神病态者展示痛苦情境下的肢体照片(例如一只手卡在车门),并要他们想像「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和「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当精神病态者想像自己发生这种痛苦的事情时,他们的大脑表现出非常接近典型的移情反应;但当他们想像这发生在别人身上时,与移情相关的大脑区域几乎没有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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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精神病态者有同理心缺陷,那会是让人非常困惑的问题。另一种测量大脑活动的方法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针对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研究结果表明,他们看到痛苦的人最初的大脑反应基本上很完整,也产生了心理学家所称的「朝向反射」,即注意力转向刺激物的行为。无论是精神病态者还是非精神病态者,他们都完全无意识的产生这种即时反应。但不同的是后续反应:一般人的防御反应会持续增强,注意力也更集中在痛苦的人身上;但相反地,精神病态者的反应却减弱,最后变得毫无反应。为什幺呢?

  其他的同理心研究提供了线索。研究证明,当面对一群準备打针的人群时,医生和精神病态者的反应一致。医生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同情他人,但在必须对病患做出不舒适甚至痛苦的事情时,医生早已习惯做这些事,并且抑制了正常的移情反应。

  这个解释符合同理心和奖励之间的关係:人们会依据惩罚、习惯或奖励任意调整自己的同理心程度。因此,或许我们应该用相同的方式看待同理心和精神病态,他们只是对痛苦的人减缓自己的同理心反应,但并非天生对此无感。

  这些证据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精神病态,以及同理心在道德层面的作用。首先,认为精神病态者缺乏思考能力是错的,他们既无法理解目的或目标的意义,也无法对此产生共鸣。我们可能要这幺说:精神病态者这方面的能力具有缺陷,但这些缺陷通常很微小,而且取决于环境背景。

  在同理心方面,精神病态者并不是完全的异类——事实上,很多人会把他们描述为极具魅力和风度的人。就连顶尖的专家海尔也曾被一名精神病态者骗倒,他以为自己会拿到一笔车马费支付旅费,但最后却没有拿到一毛钱。他在研讨会上和这个人相谈甚欢,而且中间从没有怀疑整件事。更重要的是,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精神病态者能骗过专家,也能做出人们以为他们不会做的事情,因此又怎能说他们是麻木不仁的机器人。

  我们通常说这些人擅长伪装欺骗,但另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同理心并不能被伪装,只是精神病态者更擅长开启和关闭自己的同理心反应。而我们学到的最后一个教训是,当探讨精神病态者的道德缺陷时,情感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的观点都正确,因为研究证据皆支持这两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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